另一方面，小说文本中保存有大量辞赋作品与赋学本事。《汉武故事》载汉武帝幸河东，中流饮宴自作《秋风辞》：“泛楼船兮汾河，横中流兮扬素波。箫鼓吹，发櫂歌，极欢乐兮哀情多。”(54)上海古籍出版社编：《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·汉武故事》，第176页。鲁迅《汉文学史纲要》就此评论道：“楚声之在汉宫，其见重如此，故后来帝王仓卒言志，概用其声，而武帝词华，实为独绝。当其行幸河东，祠后土，顾视帝京，忻然中流，与群臣醼饮，自作秋风辞，缠绵流丽，虽词人不能过也。”(55)鲁迅：《汉文学史纲要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6年版，第48页。又《汉武故事》中相如论赋本事有云：“(上)尤好辞赋，每所行幸及奇兽异物，辄命相如等赋之。上亦自作诗赋数百篇，下笔即成，初不留意。相如作文迟，弥时而后成，上每叹其工妙，谓相如曰：‘以吾之速，易子之迟，可乎？’相如曰：‘于臣则可，未知陛下何如耳？’上大笑而不责也。”(56)上海古籍出版社编：《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·汉武故事》，第170页。这是《西京杂记》“文章迟速”赋学本事的又一个记载版本。至于《西京杂记》所载的梁园君臣赋、《文木赋》《美人赋》等赋文与本事，更是文献材料丰富，对此前贤多有论述(57)[美]康达维：《西京杂记中的赋》，向向译，《社会科学战线》，1994年1期。，此不赘述。

鉴于汉魏辞赋与古小说文本互渗的文学现象，王瑶先生曾指出：“中国‘小说’一词的意义本来很广，《汉志》所谓‘街谈巷语，道听途说者之所造’，自然也可包括乌有先生和无是公问答的赋体。而且如《西京杂记》《博物志》《世说新语》等书，传统认为是小说，则赋的内容实际还要比较更接近些。所以当时人的眼中看起来，赋中所托的古人本来即不必实有其事，自然在叙述中也不必力求其与史传相合，这只是一种‘俳优小说’，并不是历史的实录。”(58)王瑶：《中古文学史论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86年版，第205-206页。汉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“俳优小说”，也因此，小说丰富了赋的典事，赋赋予小说以辞章，二者相互渗透，共同以虚构、夸饰繁荣中国早期的文学文本，对中国叙事文学“情事”的建构具有范式意义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论说》有谓“详观论体，条流多品；陈政，则与议说合契；释经，则与传注参体”(59)刘勰著，范文澜注：《文心雕龙注》，第326页。，论说体文之间存在相互参涉、相互渗透的“参体”现象。笔者曾以辞赋与小说为例，提出“文体同构”的概念，认为古代辞赋与小说这两种文类，在文体源流、题材选择、主旨意趣、组织结构、批评取向等方面存在相互渗透、融通、适应以及改造，甚至因赋予彼此新的结构性力量而发育出新的文本，意图以“史”的演进揭示文类互渗现象及其所形成的文学传统(60)参见拙文《“赋—说同构”的文学传统》(载《光明日报》2018年5月14日《文学遗产》版)的相关论述。。汉魏辞赋与小说的文体“互参”现象，正是这个“史”的演进的最初环节，在中国文学史上的“赋—说”交替互写过程中形成“曲终奏雅”“劝百讽一”“主客问答”等“同构”传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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