假托主客双方进行问答，是先秦汉魏赋体的典型结构特征，即如刘勰《诠赋》所谓“述客主以首引，极声貌以穷文”(10)刘勰著，范文澜注：《文心雕龙注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58年版，第134页。。从先秦屈原《渔父》《卜居》、宋玉《高唐赋》《风赋》《钓赋》《登徒子好色赋》开始，至两汉枚乘《七发》、贾谊《鸟赋》、司马相如《美人赋》《子虚赋》《上林赋》、东方朔《答客难》《非有先生论》、王褒《僮约》《四子讲德论》、扬雄《长杨赋》《解嘲》、班固《两都赋》《答宾戏》、无名氏《神乌傅(赋)》、班固《东都赋》、傅毅《舞赋》、张衡《二京赋》《应间》《七辩》、曹植《洛神赋》等，皆是以主客问对展开叙事，并且多被采入史籍。刘知幾对此多有不满，他在《史通》中指出：“自战国已下，词人属文，皆伪立客主，假相酬答。至于屈原《离骚》辞，称遇渔父于江渚；宋玉《高唐赋》，云梦神女于阳台。夫言并文章，句结音韵。以兹叙事，足验凭虚。而司马迁、习凿齿之徒，皆采为逸事，编诸史籍，疑误后学，不其甚邪！必如是，则马卿游梁，枚乘谮其好色；曹植至洛，虙妃睹于岩畔。撰《汉》《魏》史者，亦宜编为实录矣。”(11)刘知幾撰，浦起龙释：《史通通释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8年版，第291—292页。刘知幾对司马迁、习凿齿将“凭虚”之言进入史籍的批判，恰好证明：赋体的这种主客凭虚问答的结构，深刻影响到汉魏叙事之文的撰写。司马迁称司马相如《子虚》《上林》赋：“相如以‘子虚’，虚言也，为楚称；‘乌有先生’者，乌有此事也，为齐难；‘无是公’者，无是人也，明天子之义。故空藉此三人为辞，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。”(12)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3年版，第3002页，第3073页，第3043页，第3317页。司马相如“伪立客主，假相酬答”的写作方式成为后世“祖构”，顾炎武论“假设之辞”谓：“古人为赋，多假设之辞。序述往事，以为点缀，不必一一符同也。子虚、亡是公、乌有先生之文，已肇始于相如矣。后之作者实祖此意。”(13)顾炎武著，黄汝成集释：《日知录集释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4年版，第438页。其他如贾谊《鸟赋》之主人与鸟交言，尹湾汉墓出土《神乌傅(赋)》之雌乌与雄乌对言，扬雄《逐贫赋》之主人与贫、《长杨赋》之托子墨客卿与翰林主人对答，班固《两都赋》之假西都宾与东都主人，张衡《二京赋》之设凭虚公子与安处先生等等，主客问答成为汉赋的基本范式。这种以对话结构全篇，在赋的开头、结尾处起开启或收束情节，并以不同方式直接介入主体叙事的流程，启示后世叙事文学的创作，日本学者清水茂先生即指出：“问答体的赋，如果两个人分担问的部分和答的部分的话，就可以视作戏剧的雏形。虽然没有问答体辞赋两个人分诵的记录，但有宫廷的戏剧性的对白，由此可以推想辞赋分诵的方法。”(14)[日]清水茂著，蔡毅译：《清水茂汉学论集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3年版，第248页。尤其是《神乌傅(赋)》，在这篇“故事赋”中，雌乌与雄乌的对言很好地融入到故事叙述之中，推进情节的发展：雌乌与盗鸟的争执搏斗，雄乌与雌乌的生离死别，这些情节的推进都以关键性的对话展开，并且不同于以往赋作主客话语不对称状态，实现“问答平衡”，赋作为一个叙述场域，讲述出一个惊心动魄的完整故事(15)参见拙文《〈神乌傅(赋)〉引经、子文谫论》(《东南文化》2009年第4期)相关论述。。

“曲终奏雅”是汉赋创作的典型架构，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论》谓：“扬雄以为靡丽之赋，劝百风一，犹驰骋郑卫之声，曲终而奏雅。”(16)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3年版，第3002页，第3073页，第3043页，第3317页。具体而言，司马迁评价司马相如《子虚》《上林》言，“无是公言天子上林广大，山谷水泉万物，乃子虚言楚云梦所有甚众，侈靡过其实，且非义理所尚，故删取其要，归正道而论之”(17)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3年版，第3002页，第3073页，第3043页，第3317页。，又说“《子虚》之事，《大人》赋说，靡丽多夸，然其指风谏，归于无为”(18)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3年版，第3002页，第3073页，第3043页，第3317页。，司马相如的赋作是欲讽反劝、曲终奏雅的结构典型，其后扬雄、班固、张衡等赋家一脉相承。班固《两都赋序》自述作赋缘由曰：“西土耆老，咸怀怨思，冀上之眷顾，而盛称长安旧制，有陋洛邑之议。故臣作《两都赋》，以极众人之所眩曜，折以今之法度。”(19)萧统编，李善注：《文选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7年版，第22页。以宾主对话发端，表明其建都洛阳的政治主张，首述形势田里之饶，中言宫室之盛，末言田游之乐，皆从“眩曜”二字铺排开来，诚如何焯所谓“穷泰极侈四字，西都一篇眼目，以下皆发明此句，所以极其眩曜也”(20)于光华：《重订文选集评》，北京：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，2012年版，第159页，第230页。。《东都赋》则重在体现“法度”二字，故略于宫室苑囿而详于典礼，句句收摄，归之节俭。张衡的《二京赋》是针对当时“天下承平日久，自王侯以下，莫不逾侈”(21)范晔：《后汉书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5年版，第1897页。的现象，“因以讽谏”而作，因此《西京赋》言辞瑰丽夸饰，尤其是天子游猎的敷陈，铺张更甚，而《东京赋》则以礼制为本，以遵俭尚朴为旨归，孙执升指出：“意主于美俭刺奢，故前篇盛举荒靡，专以外凭险阻为苟安之计。后篇胪陈典礼，务以内修政事为立国之基。以彼衡此，自然迥别，其搜词宏富，布采陆离，洵足追班轶左。”班固《两都赋》与张衡《二京赋》均是以主客对话展开大规模的叙事，前侈后俭，旨归于“曲终奏雅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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